1996年，方红生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1998年，他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受到隆重表彰；2000年，他考取梦寐以求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02年以独立作者的身份在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个中国式的超多边发债协议模型》，被研究生院张贴红榜予以表彰。正是以上两项荣誉给予了方红生强大的信心，从而激励其坚定的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2003年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2005年赴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攻读博士，2010年加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13年晋升为财政学教授。如今的方红生，在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学术界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新生代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构建“中国式”宏观调控200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而且还明确了要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组合。根据自己多年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的研究，方红生意识到，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非常有可能搭配的是非李嘉图政策，从而导致中国陷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螺旋。面对宏观经济不稳定，一个仁慈性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一个仁慈性政府在正常时期下，一般应采用积极型货币政策与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在非正常时期下，应采用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的组合。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采用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中国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就是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和预算软约束互动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如何尽可能地确保中国地方政府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思路是，采用一个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绩考核机制。并从改革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修改《预算法》和提高财政透明度三个方面试图使中国地方政府尽可能像一个仁慈性政府一样行动。在这种自问自答式的探索中，方红生逐渐摸索出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但他认为，这些思路或假说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只有当它们具有实证基础的时候，才能跳出“纸上谈兵”的格局。因此，他对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和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的理论假说分别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两大理论都很好的通过了验证。此外，他还探讨了中国“缩长”之谜的可信谜底，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从政策搭配的角度丰富更有解释力的总需求不足说。“合理的政策搭配非常重要。”方红生说。 以上内容构成其代表作《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创新性，该著作入选了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当代经济学文库”系列。 方红生在中国经济学年会复旦专场做主题演讲做好可持续的研究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的本质直指财政收入集权。关于这次改革，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它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有利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稳定。然而后来，却遭致社会上某些学术派别（2002）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财政收入集权将激励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如果财政收入集权的激励效应真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表现为攫取之手而不是援助之手的话，20年过去了，分税制改革为何还没有被推倒重来？”方红生显然不这么想。他与张军教授，基于新近发展起来的新财政集权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财政集权和转移支付为双内核的旨在解释非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收入之比的理论框架。他们通过构造1999～2009年间财政集权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并使用系统GMM方法，证实了所提的假说，基于这些实证结果，他们又重新评估了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财政集权将激励净流出地区的地方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行为，而在净流入地区，虽然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财政集权的效应有所抑制，但总体上还不足以改变其援助之手的性质。这一发现支持了新财政集权理论。而方红生的研究设想也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的资助。他坚信，“有了这个资助，我和研究团队一定会将分税制改革激励效应再评估工作做好！”“发表一篇好文章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写好文章。”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方红生感慨道。在最近举办的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复旦专场上，他分享了一个“秘诀”，与广大青年学生共勉。“一个人的一生中，要实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应满足6个条件：密切关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并积极融入其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广交学术志友；选好工作平台；选好另一半；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善待身体。”原文刊登于《科学中国人》2016年03期，如需转载，请联系[email protected]获得授权。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我们